在出口引擎“熄火”、消费增长萎靡不振的背景下，强势的政府计划并配合银行信贷的高增长支撑的投资俨然是拉动经济的主导力量。无论是中央的“4万亿”，还有地方抛出的超过20万亿的投资计划，抑或当前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流向，都清晰地表明，“保增长”的重任已经毫无悬念地落在了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上。

　　但庞大的资金积聚在基建领域是否有效率？如果以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为例，这个答案并不让人满意。

　　为提振由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濒临衰退的经济，日本从1991年至2008年9月共投资了6.3万亿美元用于与基建相关的公共项目。据国内有关媒体的资料显示，经过这场轰轰烈烈的“重建”运动，日本每一个县都拥有自己的艺术馆、专业的运动员训练中心和政府资助的旅游景点。以日本西部偏僻的渔港滨田为例，滨田所在的岛根县，人口只有74万，却有3座能起落喷气式飞机的商用机场，其中包括投资2.5亿美元的石见机场，每天只有两个航班在那里起降。

　　但如此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经济复苏。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井掘利弘20世纪90年代就公共建设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公共建设几乎没有创造任何经济增长。

　　虽然中日之间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可能让这种对比有失客观。但不可否认，单纯依靠基建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效果如何的确值得商榷。

　　首先，中国政府可资调配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例如财政收入在剧烈地下降。虽然政府可以通过向银行“施压”等方式筹集资金，但这样做并不是没有代价。上世纪90年代，为了应对当时的通缩而启动的投资热潮，地方政府利用银政合作等方式，将大量的信贷资金据为己有并很快酿成了商业银行巨额的不良贷款。在过去的10年间，中行、建行和工行通过打包出售和政策性收购等方式已经处置了超过1.5万亿人民币的不良资产。

　　其次，政府投资将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30.35万亿，近年来每年的贷款余额净增量不过3万亿－4万亿。按照安邦分析师此前的测算，全国地方政府在未来两年里推动的投资总规模将高达31万亿元，每年政府投资将达到15万亿，如果项目资金50%来自银行，就需要银行新增贷款至少7万亿，而央行对2009年新增信贷目标不过4.8万亿。在这种形势下，银行只能收回或缩减在其他领域的贷款以满足政府主导项目的信贷资金需求。近期已经有不止一家媒体披露，在银行频频创出信贷天量的同时，中小企业依然处于信贷饥渴状态，信贷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二元化”持续恶化。此外，对民间资本“名义开放、实质限制”的“玻璃门”现象也有增无减。我们观察到，自2008年宏观调控和经济低迷以来，钢铁、航空、公路等众多产业领域的“国进民退”已经愈演愈烈。

　　最后，基建投资无法有效拉动就业增长。虽然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当前“保增长”与“保就业”之间变得越来越不匹配。这是因为基建项目一是不能有效吸收由于中小企业倒闭带来的失业潮，二是项目一旦建成，其所保持的就业机会就要大大减少。以此次经济刺激计划的重中之重——铁路投资为例，按照铁路部门的说法，2009年计划完成基建投资6000亿元，根据定额测算分析，完成这一规模的投资能够提供600万个就业岗位。但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估算，2009年全国仅仅因出口回落就有可能减少1200万－2000万个就业岗位。来源：IT168